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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与不及相对应，如果过度了，也是不孝的表现。 春秋后期，礼崩乐坏，贵族奢侈过度，僭越之风，时有发生。 《左传》成公二年中的相关内容，就记载了宋文公葬礼“僭越”：八月，宋文公卒，他是宋国第一个厚葬的国君，墓中填满了大蚌蛤烧成的灰和木炭，寒进了很多的车马，甚至使用了人殉，而且有特别多的随葬品。椁的式样模仿天子的宫室、宗庙，棺则使用了天子才能拥有的装饰品。诸侯可用车马，但是有量的限制，文公肯定突破了规定；棺椁的形式像宫室、宗庙的屋顶，是天子的制度，文公享受了，也突破了规定；棺材表面绘制相关的图案，上面覆盖着装饰品，这本是天子的专利，文公使用了，就是“僭越”。 孔子认为，这种奢侈的殡葬行为，尽管表达了对死者的尊敬和爱戴，但却是一种僭越行为，因此不是孝。 孔子强调，办丧事，应该节俭，“以其奢也，宁俭。”不重奢华，重在哀戚。“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述而》）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子张曰：“……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子张》）都是在发扬孔子这方面的思想。孔子还认为表达哀戚也要适度。《礼记·檀弓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伯鱼（孔丘之子，名鲤）的母亲死了，一周年后，伯鱼还在哭。孔子听到哭声，问：谁在哭？弟子报告说：鲤。孔子听了，笑着说：过分了！伯鱼听罢，再也不哭了。母亲死了一年，伯鱼仍然在哭，孔子认为不符合礼的规定。 孔子一方面觉得“三年之丧”孝，改成一年，不但不孝，而且还不仁了，另一方面又认为殡葬搞得太隆重了也不好，同样是不孝。孔子的观点乍看起来好像矛盾，其实不然。 实际上在孔子那儿，殉葬的奢简并不是判断孝的标准。在孔子看来，周天子的殡葬与诸侯的殡葬相比较，规格高一些、随葬品多一些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诸侯的殡葬和周天子的一样隆重的话，孔子就反对了。后人一说起厚葬，往往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孔子，认为孔子是中国传统社会厚葬的“罪魁祸首”，这实际上是对孔子的曲解。 （二）以“礼”为核心 儒家提倡孝道，儒家殡葬伦理思想以“孝”为基点，同时还以“礼”为核心，把“孝”与“礼”结合在一起。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 孔子强调在父母的生前事后，都要严格按照礼节的规定行孝，不能有任何违礼的出现。正因为这样，当宰我提出“三年之丧”为期太久的时候，孔子就愤愤然责备其“不仁”，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子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更明白地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孝”不仅仅是指内心的诚意，更是对先人体制与存在事实的尊重。就在这种尊重之中，孔子油然体会到“礼”的永恒庄严。 然而，尽管孔子主张以“礼”为判断子孙是否尽孝的标准，但是，孔子倡导的这种殉葬观念，客观上却为当时以及后世的厚葬风气提供了理论依据。一方面孔子对于殡葬的“礼”没有进行系统明确的阐述，对于其规范也没有做出具体的说明，另一方面孔子崇尚周礼，对于周朝天子、诸侯等人的厚葬，非但没有批评，而且还持一种肯定的态度，他只是反对僭越的厚葬，因而在孔子还活着的时候，厚葬之风就已经初露端倪。 《中庸》说：“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智备亦。”儒家把“事死”和“事生”相提并论，并且认为只有做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才能仁智兼备。事死如生，长辈在世时要孝，长辈去世后，也要孝。长辈在世，子孙的拳拳孝心自然好表达，子孙是否尽孝，长辈本身就可以作为评判者。但是长辈去世后子孙的孝心如何体现呢？子孙是否尽孝需要依据什么标准来评判呢？又有谁来做评判者呢？在这种情形下，原本是表现形式的殡葬成为主要内容，殉葬的奢简成为判断孝的标准，是否合“礼”反而不重要了。 (责任编辑：悼词文化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