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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难揩”云云，一方面当然是对他所凭吊的曲家的生活习性的赞赏与肯定，但又何尝不是他本人人生设计与追求的表露、风流放荡生活的写照呢?理解到这一层，他在凭吊曲家时与钟嗣成的不同侧重，就不言自明了。 当然，钟嗣成与贾仲明吊词最突出的理论价值，还是表现在他们对戏曲艺术理论的有关阐发与表述上。不少见解深中肯綮，并且很富有辩证色彩。 其一，对戏曲关目的重视：重“奇”而不惟“奇”。 关目是构成戏曲的重要因素，所谓“传奇无准绳，关目是捏成”。李渔云：“然传奇，一事也，其中义理，分为三项：曲也，白也，穿插联络之关目也。”足见古代戏曲家对戏曲关目的重视，钟嗣成与贾仲明最早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钟嗣成在作家小传中对作品“新奇”的问题作过多次强调。如他称说范康“一下笔即新奇”，揄扬周文质“文笔新奇”等。然而，他又不赞成那些不符合生活规律与艺术规律的一味骛奇之作，如在为鲍天佑所作的小传中就批评他作品存在“惟务搜奇索古”的弊端。贾仲明则用吊曲对这一问题加以述说。他称赞陈宁甫的《两无功》“关目奇……天下皆传”，王伯成《贬夜郎》“关目风骚……超群类一代英豪”，武汉臣“《老生儿》，关目真”，王仲文“《不认尸》，关目嘉”，费唐臣“《汉韦贤》，关目辉光”，姚守中“布关串目高吟咏”，盂汉卿“《魔合罗》……运节意脉精”，郑廷玉“《因祸致福》关目冷……《孙恪遇猿》节脉佳”。总之，关目的奇、真、嘉、冷、风骚、辉光，即是要求戏剧关目的出人意料(李渔所谓“有奇事方有奇文”是也)、真实可信、美妙动人、新颖工巧、韵致幽雅、彪炳励人，要求作家应该根据不同的题材进行不同的关目设计，在重关目奇趣动人的同时，提倡情节的多样化、个性化，避免情节的雷同、单一。 其二，对戏曲语言的重视：崇华丽而不废朴实。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戏曲作为一种代言体文学，其语言又有其特殊性。钟嗣成与贾仲明结合不同作家的创作特点，在总结各自戏曲语言个性的同时，归纳戏曲语言的各种风格与共性。 钟嗣成称赞郑光祖“锦绣文章满肺腑，笔端写出惊人句”，称曹明善、屈子敬等人的作品“华丽”过人，沈和、高克礼等人之作极为“工巧”，联系他给金仁杰所做的小传：“所述虽不骈丽，而其大概，多有可取焉”，可见他对工巧华丽的语言风格十分推崇。不过，在肯定华丽的同时，他又提倡自然而然，反对刻意雕琢而失其真实。如他在给王庸所作的小传中就对其“清雅不俗”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对郑光祖作品的“贪于俳谐，未免多于斧凿”也提出了中肯的批评。 贾仲明称赞关汉卿“珠玑语唾自然流，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王实甫“作词章，风韵美”；庾吉甫“语言脱洒不粗疏，翰墨清新果自如……寻章摘句，腾今换古，口巽玉喷珠”；费唐臣“《斩邓通》，文词亮”等等。既肯定王实甫的风韵文采，也赞赏关汉卿的自然天成，还称颂费唐臣、庾吉甫等的清新浏亮。文采应该建立在对生活加工的基础之上，同时还要注意避免粗鄙低俗，达到文采与自然的统一。这表明他提倡戏曲语言风格的多样化，反对厚此薄彼，有所偏废。 其三，对戏曲声韵的重视。 古代戏曲以歌唱为主，无论是作家还是戏曲评论家，历来都十分重视戏曲的音乐效果。钟嗣成与贾仲明可以说首开其端。钟嗣成评价鲍天佑“平生词翰在宫商，两字推敲付锦囊……苦劳心呕断肠……谈音律，论教坊，唯先生占断排场。”赞乔吉甫“平生湖海少知音，几曲宫商大用心”。贾仲明评价陈宁甫的《两无功》“曲调鲜……天下皆传”，赵公辅“寻新句，摘旧章，按谱依腔”，李子中的作品“音律和谐”；王仲文“《韩信遇漂母》，曲调清滑”；侯正卿，“《燕子楼》，么末全赢。黄钟令，商调情，千载标名”；岳伯川“曲调美”；李时中等人的《黄粱梦》“第二折，商调相从；第三折，大石调；第四折，是正宫，都一般愁雾悲风”；赵天锡“《金钗剪烛》音清亮……显新句，贮锦囊，金玉铿锵”；乔梦符“《两世姻缘》，赏音协音”。按谱依腔、音律和谐、赏音协音是要求作为音乐艺术的戏曲，必须符合音韵格律方面的要求，这也为戏曲艺术本身的特质所决定；而“曲调鲜”、“曲调美”、“曲调清滑”云云，则是指曲调的新人耳目，美妙动听，圆转和谐，富有韵律，浏亮清润，便是对戏曲音乐的更高一层要求了。 其四，对戏曲社会效果的重视。 戏曲艺术的大众化特征，使文人将兴观群怨的诗教观引入曲苑并用来教化小民百姓成为可能；而儒家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又决定着文人们在从事创作与批评时，往往将其作为考量的主要指标。贾仲明说孔文卿“论纲常，有道弘仁。捻《东窗事犯》，是西湖旧本，明善恶劝化浊民”；赞王仲元《于公高门》：“于公为阴德起高门，袁盎因夫人却汉文。历像演义全忠信，将贤愚善恶分。戏台上考试人伦。大都来一时事，搬弄出千载因，辨是非好歹清浑。”弘扬纲常忠信，分辨贤愚善恶，甄别好歹清浑，这是戏曲家创作的出发点，但单凭说教则难以达到这个目的，还必须“搬弄出千载因”，让观戏的民众受到劝化。贾仲明已经认识到戏曲在构建社会道德风貌与伦理规范方面的重要意义，并提出这种教化作用并不能靠空洞的说教来实现，而要做到“用舍行藏有道理，贤愚善恶合天地”，符合生活逻辑与事物的发展规律。从艺术角度来讲，就是情节的构置必须符合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作者的教化意图要通过真实的情节演绎自然而然流露出来。 其五，对元杂剧繁荣原因的述说。 关于元杂剧发展的分期及繁荣原因，学术界见仁见智。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往往绕不开钟嗣成与贾仲明的有关述说。可以说，钟嗣成与贾仲明不仅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而且启发了后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热情。继钟嗣成后，贾仲明结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探讨了元杂剧繁荣的原因所在。他说赵明道“元贞年里升平乐，……喜丰登，风顺雨调，茶坊中磕，勾肆里嘲，明明德道泰歌谣”；肯定刘唐卿的杂剧创作成就时，特意点明他是“生在承平大德中”；赵公辅的创作时代是“元贞大德乾元象，宏文开，寰世广，闹玉京，燕赵擅场，寻新句，摘旧章，按谱依腔”；吊赵子祥说：“一时人物出元贞，击壤讴歌贺太平。传奇乐府时新令，锦排场，起玉京。”吊狄君厚称：“元贞大德秀华夷，至大皇庆锦社稷，延祐至治承平世，养人才，编传奇，一时气候云集。”说赵天锡是“大德名公家汴梁”，赞顾仲清说：“唐虞之世庆元贞……见传奇，举世行，向雨窗，托兴怡情。”吊张国宾：“教坊总管喜时丰，斗米三钱大德中，饱食终日心无用，捻汉高，《歌大风》，薛仁贵，衣锦峥嵘。《七里滩》，臣辞主，《汗衫记》，孙认公，朝野兴隆。”吊花李郎：“乐府词章性，传奇么末情，考兴在大德元贞。”吊顾仲清：“唐虞之世庆元贞……见传奇，举世行。”把杂剧繁荣的原因归结于世道承平，百姓安乐，财富充盈，人们心无所用，才去曲苑驰骋才情的。这种认识当然说不上全面，但戏曲的繁荣要有强大的经济做后盾，要有生活无虞、具有文化需求的观众来参与，并且要求作家风云际会，形成创作的气候与群体，这是艺术全面繁荣的重要保障，这种认识是很具眼光的，并且完全符合戏曲艺术的规律。 此外，作为对钟嗣成《录鬼簿》的补充，贾仲明的吊词还对作家之间的交往多有涉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吊杨显之：“显之前辈老先生，莫逆之交关汉卿。……皆号为‘杨补丁’。有传奇乐府新声。王元鼎，师叔敬，顺时秀，伯父称，寰宇知名。”吊王伯成：“马致远，忘年交，张仁卿，莫逆交，超群类一代英豪。”吊李时中：“元贞书会李时中，马致远花李郎红字公，四高贤合捻《黄粱梦》。”留下了文人与艺人合作创作剧本的珍贵文献。吊梁退之：“警巡院职转知州，关叟相亲为故友。”留下了关汉卿与梁退之交往切磋的史料。吊萧德祥：“武林书会展雄才，医业传家号复斋。戏文南曲衡方脉，共传奇乐府谐。”在钟嗣成所写的小传中，只是说萧德祥“凡古文俱隐括为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戏文”，并未提及所属书会事，而贾氏则直接言明他属于武林书会，应该有所据。吊朱士凯：“王彦中弓身侍，陈元赞拱手听，包贤口持拜先生。”为钟氏小传所无。贾仲明还在钟嗣成记载的基础上，进一步谈到当时曲家自刊乐府的情况。如钟嗣成说顾君泽“自刊《九仙乐府》、《诗隐》二集，售于市肆”，贾仲明曰：“乐府共诗集开板刊，售文籍市肆停安”等。这些都为今人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责任编辑：悼词文化网) |